[杨四平，1968年生于安徽省宿松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诗人大会永久会员；1994年破格录取为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2004年破格晋升为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2008年破格晋升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2008年被（美国）世界艺术与文化学院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等12部著作；曾先后到印度、墨西哥等国进行学术交流。]

           21世纪初中国新诗的知识谱系改造

            中间代批评家、十大诗歌新锐批评家、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四平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是从世纪之交的角度进入对21世纪初（2000—2005年）中国新诗现状的观察，评说了“下半身写作”和由此引发的对于先锋诗歌的理性反思；接着分析了新诗再度整装待发的诸种动因，提出了“文化性诗歌写作”的崭新理念，同时，从6个方面归纳并勾勒出21世纪初中国新诗的发展格局和大体走向；最后，从文化的异质因素和同质因素之间激荡，展望21世纪中国新诗动态平衡发展的前景。

关键词：新诗 “下半身写作” 理性反思 “文化性诗歌写作” 知识谱系

新诗似乎是灰头灰脸地在一片责难声中告别20世纪的。但是，《诗刊》从2000年起专门开辟了“新世纪诗坛”栏目。《作家》和《上海文学》联袂推出“2000年新诗大联展”特辑。《天涯》也精心经营着“新千年诗歌精选”栏目。在理论方面，《文艺争鸣》2005年也开辟“关于新世纪文学”评论专栏，着重探讨“新世纪，新表现”。还有不少以新世纪诗歌为话题的研讨会召开及相关学术论文发表。这一切均表明，对新世纪的到来，人们已经有了高度的历史警觉和艺术自觉。

经过90年代那场纷争后，人们不再轻信所谓“断裂”之类的神话。我们必须从“世纪之交”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新诗进入21世纪的方式与状况。90年代末，先锋诗歌内部的争吵，引发了人们重新思考先锋诗歌与新诗传统之间的关系。

21世纪新诗仍是以先锋诗歌的出场为其最重要的表征的。接着“民间写作”的话题，1999年1月《今日先锋》发表沈浩波、朵渔、徐江“后口语诗歌”三人谈，提出了“后口语写作”的命题，进一步强调诗歌写作的原创立场，“用完全属于自己的嘴唇说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感受”[1]。萧沉抨击“口语诗”，与韩东、杨黎、何小竹在网上展开论争[2]。它直接导致“下半身写作”的出笼。2000年7月沈浩波创办民刊《下半身》，发表了广有影响的旗号性质的诗论《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并自费印刷了代表性诗集《一把好乳》。他意念中的所谓的“下半身写作”，是“一种坚决的形而下状态”、“一种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一种肉体的在场感”。他认为，“语言的时代结束了，身体觉醒的时代开始了”，并旗帜鲜明高呼：“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3]。与此前的“身体写作”不同，“下半身写作”是一种传播学的策略，未必就担当了作为后现代社会唯一的权力颠覆者的身体，因为它未必迷信“肉体中存在着反抗权力的事物”。现在仍有不少人从庸俗社会学的角度将其斥之为颓废主义文艺思潮，并发誓要对其进行扫荡，而我们认为，这种将性器官、性活动、性细节、性滋味毫无遮拦地暴露出来的“下半身写作”，“在精神上类似于胡适、郭沫若等诗人于世纪初在新诗中确立个性的‘自我’，只不过他们是在启蒙的‘我’被革命的‘我们’取代、遮蔽后，再次出发，重新确立‘自我’，但是他们诗中的‘自我’已由个性的自我窄化为‘性的自我’了。这是否是文学再次‘转向自身和转向艺术领域’而不‘把这种个性色彩打在外部现实上面’（李欧梵语）？反正它们不像以往那样用所谓的‘时代精神’将诗人个体情感‘转喻’掉”[4]。这里顺便要提到活跃于世纪之交的“70后诗人”。它一度几乎成为“下半身诗人”的代名词。其实，这是一场误会。就像有人试图把60年代出生的诗人命名为“中间代”[5]那样，“70后诗人”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徐江称之为“新世代”。他们印刷的民刊有《外遇》、《跨世纪的门槛》、《70年代》、《诗歌与人》、《诗文本》、《下半身》等，互联网上的诗歌论坛更是他们的天下，代表诗人有刘川、谢湘南等。

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开始理性地反观先锋诗歌。80年代诗名甚高的西部先锋诗人章德益在《“先锋”的误会》里，对搞群众运动式的先锋诗歌现状表示极端不满，痛斥它是“人头攒动的语言巴扎、词汇马戏、描红大赛与仿真竞技”，并坚信真正的先锋是指那些从事思想冒险、灵魂历险和文体首创的人[6]。桑克认为当前的先锋诗歌已经摆脱了以前的“肆无忌惮的破坏”，开始专注“惊心动魄的细致”[7]。

先锋与传统问题，依然是困扰21世纪诗歌的问题。1999年第2期《星星诗刊》开辟“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栏目，尤其是第4期发表毛翰的《陈年皇历看不得》受到了大家高度重视，积极的反映以“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系列文章为代表，而强烈反驳的文章是《华夏诗报》总127期上的《评有关“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文章》。2003年郑敏和野曼等人之间围绕“新诗有无传统”展开的论争可以看成是它的延续和深化。

21世纪已过去5年了，新诗恢复了新的生机，出现了新的气象，“诗，迈着复苏的脚步，悄悄地走回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前台”，“重新频繁地出现于公众的视野”，“诗，由流落到宠幸”了[8]。尽管诗歌再也不能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它在新世纪显得必不可少。

比起20世纪来，本世纪的诗人更是需要新诗，并将其当作自己精神和生命的一部分，他们有的边工作边写诗，过着所谓“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的生活；有的辞去工职，或居家读书写作，或“云游”四海；有的省吃俭用，自费出版诗集；有的或采取集资的方式、或想方设法融入民间资本，创办民间网上诗歌论坛[9]；有的印刷无以数计的民刊[10]。其中，“以书代刊”出版的诗歌刊物里产生广泛影响的有2000年创办的《新诗界》和2005年创办的《新诗评论》等。民众需要新诗，比如，许多地方相继举办了诗歌节，建立不少诗歌纪念馆、诗碑、诗墙、诗歌创作基地；中央电视台2005、2006年连续由大腕名主持人联袂倾力打造并在黄金时段推出“新年新诗会”；《诗刊》这样的老牌刊物也在2002年由月刊改为半月刊；《诗探索》这样权威的理论刊物也在2005年一分为二地分“理论卷”和“作品卷”出版；五花八门的新诗年度选本相继问世[11]；还出版了影响面很广的“蓝星诗库”、“年代诗丛”、“《诗参考》15年金库诗集”、《中间代诗全集》等。学校教育需要新诗，不像80年代那种盲目迷狂，新世纪的大学生更是从知识或思想的角度来接受、学习新诗，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新诗传统，并将其视为中华文化精髓的一部分。电子大众传媒也需要新诗。现在毕竟是一个“后文学时代”，非文字艺术形式越来越明显，而文类的变化使人们更多地倾心于声像艺术。像90年代那样流行歌曲依然吸纳了大量的诗歌读者，周杰仁的《双截棍》和陈小春的《算你狠》等都塑造了侠骨柔肠的好汉形象。而所谓的“手机诗歌”或称“手机短信诗歌”完全是新出现的现象。它们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又指专门为适应手机短信特点而创作的诗歌。它们体制极其短小，句法也很简单，语言通俗易懂，内容上具有很强的阅读性和趣味性，且易于互动，类似于上世纪初的“小诗”或日本的短歌俳句，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表达与交流的需要；只不过这方面目前还没有出现很好的优秀作品。校园诗社办的诗报诗刊也不少，只不过影响没有社会青年办的民刊影响大。就连打工者也需要新诗，2002年春他们创办了《打工诗人》诗报，发出“贱民的歌唱”[12]，书写着“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柳冬妩语）。显然，对新诗发展来说，其中难免有不少非诗因素，乃至有些还是负性因素；但“负性因素是一个障碍，反而激起文学的发展”[13]。可以说，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讲，新诗在21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真正具恢复了自身发展的和谐而健康状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沉着而稳健地向前迈进。

“二十一世纪是新的产业革命的时代，是解决人口和生态问题的时代，是文艺或宗教复兴的时代，是经济中心转向太平洋的时代……。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题为《文明的冲突》的论文中断言：新世界中占首位的冲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性的人类中的重大分界以及主要冲突根源是文化性的。民族国家在世界事务中仍将是最有力的行动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国家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14]。我认为“文化性”是21世纪诗歌最大的特性。而有人把它说成“草根性”[15]（不过这种比喻性命名缺乏严密性）。对此，不少诗人已有相当的自觉。如李青松在《当下中国诗人的历史使命》里提出了“新新文化运动”口号和“承接汉诗精神，反对全盘西化，真正创造出独特的中国现代诗风格，建构起富有崭新内涵的中国新文化的宏大体系”[16]。张岩松则称其为“新文化的冲动”[17]。

这种“文化性诗歌写作”在21世纪初呈现出了如下的格局和流向。

一、化用中国传统文化来“精研我的存在”。这有点像有人说的将禅味、本土意识与口语结合在一起[18]。如杨键的《母羊与母牛——赠庞培》，写当他看倒挂在自行车后坐上待宰而像一个小女孩那样哭喊“妈妈，妈妈……”的母羊和拴在车厢上过江送去宰杀而眼睛像江水一样浑浊的母牛时，他的心都要碎了。“我的心融化了/在空气里/在人世上”像咏叹调那样反复出现在诗中。在《何况几十年》里，他呼吁人们要修身养性，才不会担心害怕，才会自如地应对外在环境的变化，“我们几代人的欢乐在担惊受怕中消失。/一度主宰的，衰落了，/一度崇尚的，夭折了/对圣贤的褒与贬就是我们命运的沉与浮”。“杨键因其卑微而伟大，因其软弱而有力，因其置诗歌写作于虚无的境地而成就了辉煌质朴的汉语诗歌”[19]。因此，杨键是“中国当代最具平民思想的诗人”[20]。

二、传承中华民族诗歌传统的伟大品格及其道德力量。陈先发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说：“我们都是有源头的人”，“在当下，民族诗歌传统的伟大品格有两点值得我们去坚守。一是它的强大的与自然对话的能力，它的原生性，它的追求和谐的能力、追求内在气质整体性的能力，能拯救我们在工业化时代碎片的、矛盾的、玩世不恭的写作方式。二是民族诗歌对时代现实，家国命运在高度介入后的最忠实的记述能力，有一种扎根生存状态、呈现悲悯本性的道德力量”[21]。他的《与清风书（外九首）》尤为出色。他把戏台搭建在魏晋和现代之上，用21世纪青年对待先贤虔诚，重新摆弄竹简、梅花、枯荷、焦墨、茶炉，为自己置身其中而又拥有这一切而感到踏踏实实的幸福，如《幸福》末节：“是的，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如果你斩获了我的头颅/请你爱惜它：/漆黑的头发一根也不要吹乱！/也请你把它放置在/离青松和红日最近的地方”。

三、关注区域文化，尤其是乡村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遭遇、破败、尴尬。它们已经超越了就事论事式的对一个地域、自然、人物情态、人文环境的简单摹写，而是将其提升到整个民族精神、民族生存的高度来作全局的考察。从区域文化来看，张子选的《藏地诗篇》很有特色。从乡村文化的角度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先是被革命后是被全球化抛弃的故土，给人以废园、遗迹，乃至墓园的感受，如牛庆国的《杏花》：“杏花 我们的村花//春天你若站在高处/像喊崖娃娃那样/喊一声杏花/鲜艳的女子/就会一下子开遍/家家户户 沟沟岔岔//那其中最粉红的/就是我的妹妹和情人//当翻山越岭的唢呐/大红大绿地吹过/杏花大朵的谢了/小朵的也谢了//丢开花儿叫杏儿 /酸酸甜甜的日子/就是黄土里流出的民歌//杏花 你还好吗/站在村口的杏树下/握住一颗杏核/我真怕嗑出 一口苦来”。同样是写西部乡土的苦难，高凯的“陇东诗”更加则重于掂量那里的文化乡土，如他的《村小：生字课》末节：“飞飞 飞上天的飞/飞机的飞 宇宙飞船的飞/想飞的飞 抬膀膀飞的飞/笨鸟先飞的飞/飞呀飞的飞……”等。杨晓民笔下的“无量寺村”系列诗歌铺叙的是在广大农村人与土地、物权、传统严重分离的状态。此外还有田禾、江一郎、江非的“乡土诗”。在这些诗里，取代革命年代无产阶级诗歌那种咏叹曲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乡村宣叙调。

四、追寻郊区道德文化理想。路也最富这种“郊区的激情”。她说：“郊区是都市的最边缘，同时也是广大乡村的最边缘。它享有着都市的文化和便利，也有着乡村的自然和宁静。我以为对于从事诗歌写作的人来说。与都市和乡村若即若离的郊区也许是最好的居住地带吧”[22]。她的《江心洲》不是一个异乡人的江南，而是烟雨迷蒙的国土，“是我身体里的那个楼兰”，因此是一个文化土着人的江南。这里的郊区是指精神与文体意义上的郊区。黄灿然亦如此。他虽身居香港而注重的却是逝水流年中的枯枝败叶。

五、审视城市工业文明进程及其由此产生的身份游离的文化现状。在铺天盖地的全球化语境中，发生与遗亡都在双重加速，电视剧、动画片、电子游戏、互联网、奇装异服、染发瘦身、蹦迪派对、快餐料理成为强劲的文化冲击。诗人们已经敏锐地看到了其“内在的空洞”。比如张岩松的《过期》在事象结构和道德律令中凸现了一类“过期人”，美感被扭曲了，自尊感也被悲剧化了。叶匡政的诗集《城市书》让人在灰蒙蒙的城市上空闻到了漂浮的米香。朱零的《赵挺五二三事》说出城市平民苦中作乐的无奈，在自嘲中充满了黑色的狡黠。余怒在《余怒诗选集》里变形地讲出了城市先锐青年的“歧义+快感”。还有 “打工诗歌”，如谢湘南的《我醒来时》、卢卫平的《城与乡差别》、郁金的《狗一样生活》等。此外，还有谭克修的《城市规划》、荣荣的《网络》等。

六、体味中西文化之间的激烈震荡。这以安琪为代表。她的写作迷恋于新一轮的启蒙与被启蒙即“后启蒙”——对五四启蒙里的关于“理性、自由和进步”、关于善恶二元对立模式的宏大叙事的“再启蒙”。它们常常用性来启蒙政治，从而为传统的理想、个性、民主、自由解压，不让它们变成新的禁锢人类的东西，使人们重新认识它们的价值，如《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可以满脸再皱纹些/牙齿再掉落些/步履再蹒跚些没关系我的杜拉斯/我的亲爱/亲爱的杜拉斯//我要像你一样生活/像你一样满脸再皱纹些/牙齿再掉落些/步履再蹒跚些/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亲爱的杜/拉斯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呼——哧——我累了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从一开始的膜拜五四启蒙带来的西化式的个性自由（“杜拉斯”所寓指）到最后的否定的过程，就是一个从启蒙到再启蒙的心灵历程。此外，还有李见心与西方文学大师对话的《我的诗承》；她从史蒂文斯的用感性写理性到学习希姆博尔斯卡用理性写感性——“靠恒久的温情和理性的参考”。还值得提到游吟诗人蔡天新的旅行诗歌和程宝林的“流遇诗歌”。

此外，在新世纪这5年里，还可以开列其他优秀诗人的名单。他们是大解、雷平阳、尹丽川、北野、北塔、张执浩、古马、冉仲景、阳飏、大卫、沉苇、苏陆、李元胜、唐欣、蓝蓝、刘川、沉娟蕾、黑陶、刘春、庞余亮、杜涯、鲁西西、李轻松、王夫刚、叶丽隽、刘以林、柏铭久、李双、林野、胡澄、宋晓杰、白连春、邹汉明、代薇、树才、娜夜、侯马、小海、杨梓、刘德吾、大解、王妍丁、汗漫、殷常青、老刀、李双、寒烟、赵丽华、冯晏、南鸥、默默、郁郁、朱朱、老巢等。

概言之，这几种写作文化范式之间尽管表面上呈现出求异的倾向和特征，但是其内在驱动力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如巴赫金的“对话诗学”所示，那种“独白话语”中心已经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杂多”；21世纪初中国新诗就是在以上这些文化同质性因素与文化异质性因素的激荡中互识、互鉴、互补，动态平衡地向前发展的。

注解：

[1] 沉浩波：《后口语写作在当下的可能性》，载《诗探索》1999年第4期。

[2] 徐江：《从头再来——1999-2001：诗人的被缚与诗歌内在的抗争》，载《芙蓉》2001年。

[3] 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杨克主编，《2000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546页。

[4] 杨四平：《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253页。

[5] 见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的《中间代诗全集》上下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6月版。

[6] 章德益：《“先锋”的误会》，载《绿风》2000年第1期。

[7] 桑克：《当代诗歌的先锋性：从肆无忌惮的破坏到惊心动魄的细致》，载《中国诗人》2005年秋冬卷，远方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8] 徐敬亚：《诗，由流落到宠幸——新世纪的“诗歌回家”（一）》，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9] 如“扬子鳄”、“跨越”、“小北风”、“北回归线”、“诗歌报”、“守望者”、“个”、“橡皮”、“垃圾派”、“国际汉语诗歌”等。

[10] 如《少数》、《唐》、《大开发诗刊》、《21世纪》、《中国新诗刊》、《新汉诗》、《敦煌诗刊》、《诗歌杂志》、《个》、《审视》、《明天》、《阵地》、《今朝》、《诗窗》等。

[11] 如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的《1999年中国诗歌精选》、《2000年中国诗歌精选》、《2001年中国诗歌精选》、《2002年中国诗歌精选》，《诗刊》社编的《2000中国年度最佳诗歌》，杨克主编的《1999中国新诗年鉴》、《2000年中国新诗年鉴》，张清华主编的《2001年中国最佳诗歌》、《2002年中国最佳诗歌》、《2003年中国最佳诗歌》、《2004年中国最佳诗歌》等。

[12]刘东：《贱民的歌唱》，载《读书》2005年第12期。

[13] 朱寿桐：《论中国文学的负性背景及其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4]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5期。

[15] 李少君：《那些消失了的人》，南方出版社2004年版。

[16]2003年4月5日《新诗界》在湖南新晃县举办“《新诗界》第三卷首发式暨革新与命名大会：中国新诗的困惑与出路研讨会”上李青松作的主题报告。

[17] 张岩松：《新文化的冲动（节选）》，载《中国诗人》2005年秋冬卷，远方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18] 沈奇：《口语、禅味与本土意识——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载《作家》1999年第3期。

[19] 韩东：《暮晚：读后》，载《中国诗人》2005年秋冬卷，远方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20] 梁小斌：《杨键：放下了圣像画的平民诗人》，载《中国诗人》2005年秋冬卷，远方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21] 陈先发：《我们都是有源头的人》，载《诗刊》2004年第12期上半月刊。

[22] 路也：《郊区的激情》，载《诗探索》（理论卷）2005年第1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

 本文收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6卷》（张烔，白烨/编，河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