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批评家/邱景华

                 “丑石”：超越地域的现代诗群

                   刊登于《诗歌月刊》2007年第七期

        http://www.eywedu.com/shigeyuekan/sgyk2007/sgyk20070773.html

                          作者：邱景华

　　一、诗群的发展形态：开放——交流——融合
　　
　　“丑石诗群”的发起人是谢宜兴和刘伟雄。
　　对诗歌的热爱和对诗歌理想的追求，使他们走到一起，结成同盟。他们是一对最佳的诗歌搭挡，被诗界称为“诗歌兄弟”。谢宜兴有异常敏捷的思维，善于发现和捕捉新事物。他当过报纸的主编，所以，在《丑石》诗报和“丑石诗歌网”的策划和编辑中，展示了他的才智。与谢宜兴的“快”相比，刘伟雄常常是“慢半拍”。但思维虽慢，却细密周全，想得深。他有长期的行政工作经验，富有大局观，善于团结各方力量，在诗群中起一种稳定和平衡作用。两人在长期的磨合中，形成一种能量很大的互补性。失去一方，“丑石诗群”不可能支撑和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一个民间诗群的成败兴衰，组织者的才干和远大目光，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前期的“丑石诗群”，是清一色的霞浦诗友：谢宜兴、刘伟雄、空林子、郭友钊、华岳、黄春坚和林亚，还创办了油印的《丑石》诗刊。
　　刘伟雄和谢宜兴在逐渐形成共识，确立了发展诗群的二项原则：一是反对“占山为王”，划地为牢，搞小团体的封闭性；二是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在交流中广泛结交和接纳各种各样的诗友。正是这种“开放性”的积极心态，奠定了“丑石诗群”坚实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丑石”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油印的刊物，变成铅印的《丑石》小报，影响也越来越大。于是，一批搞诗歌批评和理论的诗友，如邱景华、王宇、陈健先后加入（后来加盟的还有既写诗又搞诗论的宋瑜、石华鹏和探花）。改变了“丑石”成员的单一身份，形成了有创作有理论的诗歌群体。创作和理论，是一个诗群腾飞不可缺少的两个翅膀。
　　随着“丑石诗群”成就的提高，其影响力很快超越闽东，波及福建和全国。福州的伊路、漳州的安琪和康城，也相继加盟“丑石”。
　　后来，四开的“丑石”小报，发展为对开的《丑石》大报，成为全国一流的民间诗歌大报。并被《诗选刊》评为“全国五大民间诗报刊之一”，在诗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又有一批富有成就的诗人，如汤养宗、叶玉琳、宋瑜、柔刚、荆溪、石华鹏的加入，使“丑石诗群”的实力更加雄厚。
　　2003年，又创办了“丑石诗歌网”。在网络诗歌的领域中，开拓出一个新的天地。并吸引了一批活跃在网络诗歌上的年青诗人，如福州的三米深、潇潇枫子加入。远在江西的采耳、四川的杨晓芸也应邀担任“丑石诗歌网”的斑主。
　　从最初的霞浦“丑石”，到现在跨地域的“丑石诗群”，其发展形态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断超越地域的局限，在广泛的交流中，实现与各种诗友的大融合。如果把“丑石诗群”与福建省的几个诗群作一比较，就更清楚了。
　　例如，“丑石诗群” 与“闽东诗群”，二者既有相互重叠的一面，又有相互差异的地方。“闽东诗群”的中坚力量，多数也是“丑石诗群”（双重身份）：比如汤养宗、伊路、叶玉琳、宋瑜、空林子、邱景华，再加上谢宜兴和刘伟雄。以上这八位都是闽东人。也就是说，这两个诗群的主体都是闽东籍。
　　“闽东诗群”是一个立足于地域性的诗群，它的基本成员是各地的闽东籍诗人，和外地在闽东的诗人的结合。而“丑石诗群”则是跨地域的组合。最初的“丑石诗群”，是清一色的霞浦作者，后来发展为以闽东诗人为主；现在的“丑石诗群”则是超越闽东，扩大到八闽和省外。比如，在闽东的刘伟雄、汤养宗、叶玉琳、邱景华、陈蔚、探花等；在福州的谢宜兴、伊路、宋瑜、柔刚、石华鹏、荆溪、龚任界、三米深、潇潇枫子等;在闽南的安琪、康城，在厦门的王宇；最远的两颗“丑石”，是在北京的空林子，和河北的郭友钊。换言之，显示了“诗歌群落”在散居中结伙的特点。所以，也可称之为“丑石诗歌群落”。
　　福建的其它几个诗群，基本上是属于地域性的诗群，多数也以地域命名。如“福州诗群”、“三明诗群”、“晋江诗群”，以及漳州的“新死亡诗派”等。
　　“丑石诗群”另一个特点，还表现为在交流中融合各种诗歌成份。汤养宗是1980年代霞浦民间诗报《麦笛》的主编，宋瑜是闽东《三角帆》的副主编，柔刚是福州《新大陆》诗群的主将，安琪和康城是漳州的《第三说》……。其二，是把一批诗界的“独立分子”吸引进来。如伊路、叶玉琳、邱景华、王宇、石华鹏、陈慰、探花等。这种融合的结果，不是要“同化”各种异质成份，而是加以珍惜和保留，使诗群绐终保持一种充满张力的自由空间。
　　“丑石诗群”在二十年的开放、交流和融合中，发展为福建一个不断超越地域的现代诗群。
　　
　　二、诗群的多元取向：求异——存异——崇异
　　
　　刘伟雄和谢宜兴虽然在诗群的活动中，是“异中求同”，追求一种互补性的“合力”；而在各自的诗歌创作中，俩人却是“同中求异”。前者如“双峰并连”，后者恰似“两水分流”。这是他们成功的奥秘。后来，邱景华在理论作进一步的阐释，把这种“求异和存异”，概括为“丑石诗群”的基本原则。
　　“求异和存异”，是“丑石诗群”发展的内在原因，也是其“开放性”宗旨得以真正实现的保证。这就与当代很多以“求同”为目标的诗群或“诗派”相区别。“求同”，很容易形成封闭的小团体。一旦失去与外界的交流和对话，没有新人加入，诗群也就失去活力，难以发展。
　　“丑石诗群”这种多元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是对诗歌创作规律的认识，因为创作即创造，是个人的独特创造。在艺术上“求同”，很容易陷入雷同，泯灭艺术个性。另一方面，“求异”就是在诗群中，提倡各成员要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已的创作个性：并在诗群中倡导一种宽容的多元并存的视野和心态，这就是“存异”。借诗群的整体力量，促个人艺术个性的发展，探索各自的艺术道路，已成为“丑石诗群”的共识。换言之，诗群不但不想对成员的不同个性进行“同化”，反而特别强调对不同艺术个性的尊重和欣赏，最推崇的是诗人艺术上独特的“异质”，这就是“崇异”。
　　从整体上讲，“丑石诗群”是一种异彩纷呈的诗群。就题材而言，有谢宜兴充满苦难的乡村题材、刘伟雄沉淀着沧桑感的旅行题材、汤养宗散发着渔腥味的海洋诗、伊路沉重的城市民工系列、叶玉琳充满欢乐笑声的大地、安琪变幻莫测的现代生活、宋瑜独特的关注生死、超越生命的灵魂漫游、空林子对传统文化在个体身上悲剧命运的持久关注，还有郭友钊别具一格的科学诗……
　　从艺术手法而言，同样是标举“先锋”：汤养宗探索的是智性的现代诗写作，强调的是生活深层看不见的逻辑和秩序：安琪则追求超现实主义的想象和潜意识的非理性流露。也就是说，两人所处的恰恰是理性与非理性的两个极端。伊路的现代诗写作，却是别开生面，她从绘画、特别是戏剧中吸取营养，用客观化的手法，表现主观的情感，把爱心潜藏在写实的生活场景中。
　　同样是写苦难，在谢宜兴的笔下表现为一种“举重若轻”，以“艺术之轻来表现生活之重”，追求的是一种“透明的忧伤”和“甜蜜的哀愁”：而刘伟雄则以同等的艺术之力（常常是以一种“拙”的艺术手法），传达出凝聚着苦难的重量感。宋瑜具有独特的精神力量，能在对永恒价值的追问中，不断提升灵魂、超越和化解现实的苦难。
　　同样是讲究古典的现代转换，叶玉琳是用故乡的自然物象，来表达现代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欲的赞美，一改古典诗歌“伤春”和“悲愁”的传统；而空林子的古典情怀，则使她身处现代，却转身思考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悲剧性命运……

    “丑石诗群”之所以能在二十年中，不断吸引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加盟，靠的就是“求异”和“存异”。诗群在吸收新成员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新成员与诗群的共同点：而是新成员与诗群的相异之处。相异越大，越能引发诗群的兴趣。这样，每一批新成员的加盟，常常带来新的艺术因子，从而形成对诗群的强烈冲击，使诗群内部产生激烈的争论，在相互磨合中产生新的震荡，最后在相互影响和相互启发中，极大地激发出诗群新的活力和生机。
　　批评与理论力量的不断加强，也是“丑石诗群”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邱景华、宋瑜、王宇、陈健、石华鹏、探花，以诗友的身份，写过一批评介“丑石”诗人和“丑石诗群”的文章，在诗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如邱景华对著名诗人蔡其矫诗歌艺术的系列研究，宋瑜对当代诗歌现象的理论探讨，王宇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对诗歌文本的独特解读，石华鹏、陈健、探花对当代诗歌创作有专题的评论。他们力图从更大的视野，来观照“丑石诗群”。此外，汤养宗、谢宜兴、刘伟雄、安琪、伊路、柔刚等诗人，也有一定数量的诗学随笔问世。“丑石诗群”这种诗学兴趣的增强，和理论素修的提高，也是极为重要的“内功”修炼。一个成熟的诗群，常常是创作与理论并重。
　　在“丑石诗群”内部，不仅在诗人之间，讲究“求异与存异”，而且在创作与批评之间，也同样讲“求异与存异”。换言之，是“求异”而不是“求同”，使双方最大限度地受益。
　　创作者不会按照批评者的理论设计写作，虽然创作者常常邀请批评者对自己的创作发表意见，但对批评者的意见又保留自己的看法和选择。批评者也不做创作者的廉价吹鼓手，不搞“圈子批评”。批评者把诗友们的创作，作为一种个案来分析，虽然友好交往有助于对文本背景的了解，但客观性是他们自觉奉行的基本准则。创作与批评双方，是一种自由交流的诗友关系，没有相互约束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及责任。双方有合有分，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并且相互影响。创作者因为有批评者的关注，也常常会换一个角度反思自己的创作，并努力提高诗学的修养。批评者因为常与创作者交流，会对脱离创作实际的抽象理论敬而远之，并从当下流行的用西方理论硬套当代创作的弊端中突围出来，注重诗歌现象和创作规律的研究。
　　其次，创作与批评双方，共同关注“闽东诗群”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深层次的“诗歌问题”，双方在互相尊重和平等交流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讨论和商量。如果说，在早期的交往中，双方还努力寻找共同点；那么，在后来的对话中，大家更看重“在争议中探索诗歌问题的复杂性”，在求同存异中扩大思考的空间。只有强化创作和批评各自的独立性，才能达到二者的互补。这才是一种健康的“共生”关系。
　　创作与批评这种“求异与存异”的关系，使“丑石诗群”具有不断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超越的功能，对诗群稳健而健康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诗群的艺术历程：回应——选择——更新
　　
　　“丑石诗群”艺术探求的最初起点，是独特的。刘伟雄和谢宜兴把他们个人的悲剧性命运，和农民的苦难相融合。换言之，是借农民和农村题材，写他们内心的痛苦。于是，他们的笔下，就有了浓重的“乡村忧郁”。
　　这就是最初的“沉重的丑石”。
　　“丑石诗群”这个独特的起点，冥冥之中决定了诗群的艺术基调和日后的基本走向。那就是对农民和底层劳动者苦难的关注和同情，并且努力从更大的视野，来观照和思考苦难的原因。同时也预示着他们与纯粹的形式主义探索无缘，因为他们总是有感而发，不平则鸣。
　　关注农民的苦难，和传达农村的忧郁，自然也是关注乡土和田园。所以，有些人认为“丑石诗群”是乡土诗群。其实，这是误解。20世纪80年代，湖南和山东等地，有“乡土诗派”和“新乡土诗派”，还有“田园诗派”等等。这些乡土诗和田园诗，多数是以歌颂乡村之情和田园之美。显然，与刘伟雄和谢宜兴所体验和所表达的农民苦难和乡村忧郁，相去甚远。虽然谢宜兴的乡村诗也写乡土和田园之美，但总是与苦难和哀伤融在一起：那是一条流淌着血泪的“苦水河”。这也是“丑石诗群”最初的创作基调，因为诗群的作者们，不是农民的后代，就是被流放到农村的“黑五类”的“狗崽仔”。他们与农民的苦难和乡村的忧郁是相通的。在空林子、郭友钊、华岳、黄春坚和林亚的诗歌中，我们听到的是同样的苦难之音，同样缺少“乡土诗”的农家乐，和田园诗的“世外桃源”。
　　在艺术上，他们也不认同乡土诗和田园诗常用的那种民歌体，或者是传统的抒情诗写法。由于谢宜兴和刘伟雄是把个人的悲剧命运和农民的苦难融合起来，是借农民写自己。所以，他们常常采用一种距离化的写法。即借助小说化和客观化的方法，把他们浓烈的情感，潜藏在叙事与情节之中。如谢宜兴的《银花》、《蒲公英》。刘伟雄的《黄竹林》、《石桥》等。从诗艺上讲，这与世界现代诗潮用客观化的手法，来表现主观的趋势相吻合。也为后来他们吸收西方现代诗的手法，奠定了基础。刘伟雄的诗歌语言，特别讲究简洁和含蓄，体现了汉诗的特点。谢宜兴强调的是“美的感觉”，所以他的诗歌语言是纯净而幻美。空林子更热爱古典的神韵，其语言婉约而古雅。总之，传承汉诗的语言之美，是前期“丑石诗群”的审美追求。
　　于是，形成了前期“丑石诗群”的整体特点：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乡土诗派”相比，“丑石”既继承传统，但不死守传统，努力吸收西方现代诗的理论和技巧 ;与后来的“实验诗”相比，“丑石”虽借鉴西方现代诗的手法，但反对“全盘西化”，而且没有割断传统。
　　“丑石诗群”在发展进程中，最关注重点是，在主动迎接诗坛的挑战中，不断自我更新和蜕变。比如，在九十年代，“丑石诗群”面对着“先锋诗”的挑战。同处闽东的汤养宗，暂时停止了海洋诗的创作，也加入了“先锋诗”的写作。特别是闽南的安琪和康城的加盟，带来新的冲击波。在诗群内部产生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求异和存异”是诗群共处的原则，所以，关于“保守”与“先锋”的争论，相安无事地继续进行。虽然没有简单地“求同”，但争论的双方相续在后退一步中，反思自己的立场，并在不知不觉中，各自作了微妙的调整。邱景华、王宇等，也从理论上对诗群内部关于“先锋诗”的争论，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和辨析。他们认为：新诗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丑石诗群”应该继续走“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艺术道路。邱景华后来又概括为“在多元诗歌传统基础上的综合创新”。
　　通过几年的争论和调整，诗人们创作了一批重要的作品：汤养宗引人瞩目的长诗《悲歌》、安琪广受好评的《野山寨》、谢宜兴的《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刘伟雄的《我自己的北方》、伊路的《人间工地》系列和诗剧《蓝色亚当》、宋瑜的《过渡星光》……
　　“丑石诗群”虽然反对在诗群内部相互“同化”，强调“求异”。但诗群在发展的过程，也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某些共同的倾向：多数成员依然坚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找平衡和融汇。换言之，“丑石诗群”在回应“先锋诗”的挑战中，有选择地吸收“先锋诗”的长处，但不迷失自己的基本方向;以一种新的眼光，重新寻找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现代转换。总之，稳健而不走极端，在中西融合的大方向下，探求各自的艺术道路，成了诗群多数成员的共识。更可喜的是，“丑石诗群”年轻一代，如荆溪、康城、三米深、潇潇枫子、陈蔚、探花等，都有佳作问世，给诗群带来旺盛的生机和美好的前景。

　　近年来，诗群又开展对“现代汉诗”的讨论。借此反思“丑石诗群”走过的艺术历程，并在诗学上作重要的调整和修正。多数成员认为：当下诗界对“现代汉诗”的认同，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多数人已经不再把”全盘西化“的所谓“先锋”，看成是新诗发展的方向，并特别强调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认同和现代转换。也就是说，“现代汉诗”与长期以来“丑石诗群”所追求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有相似相通之处。所以，应该认同和融入“现代汉诗”的写作。但每个诗人对“现代汉诗”的理解，应该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并且在艺术上要有自己的独特创造。
　　进入21世纪，“丑石诗群”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强化诗歌理论的交流和研讨。这也是诗群“求异和存异”原则的具体化。当下诗歌潮流的一个特点，就是“网络诗歌”的兴起并迅速发展。“丑石诗群”也积极回应“网络诗歌”的挑战。先尝试创办“诗歌小语”论坛，后来，正式创建了影响较大的“丑石诗歌网”。“丑石诗群”把上网作为加入“全国诗歌大循环”的又一种形式、又一项内容，作为超越地域局限的又一条重要途径。
　　为了更好地从理性上提高对网络诗歌的认识，2003年，邱景华、谢宜兴、刘伟雄、汤养宗和宋瑜等，开展了一次对话，讨论《网络给诗歌带来了什么》。讨论者多数都注意到网络诗歌的两重性，提出：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和发挥网络诗歌的长处，又要尽量避免网络诗歌的不足。要学会把网络作为诗人们学习和研究的现代工具，利用网络文献的丰富性和检索的便捷性，少发诗贴、少灌水，多做些经典的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
　　为了不断加强“丑石诗群”与全国诗界的联系和交流，并得到更多著名诗人和诗评家们的点拨和教诲，诗群还创办了“丑石诗会”。在这个新的诗歌平台上，有关诗群的现状和发展方向等问题，得到了蔡其矫、舒婷、林莽、梁平、王明韵、刘登翰、陈仲义、曲有源等老师的宝贵指导。这对“丑石诗群”今后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此外，还在诗群的内部和外部，进行各种专题的讨论，把它作为不断调整和激活诗群内部活力和生机的重要手段。比如，邱景华、谢宜兴、刘伟雄、空林子，与著名诗人蔡其矫关于“海洋与诗歌”的对话。还有邱景华与刘伟雄关于“诗歌与海洋”的讨论等。
　　岁月匆匆，“丑石诗群”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二十年来，诗界多少诗群呼啸兴起，但又烟消云散。而始终低调、不抢占山头的“丑石诗群”，却成为福建诸多诗群中，发展缓慢但脚步坚实、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重要诗群。“丑石诗群”的二十年，之所以能不断超越地域的局限，从最初的偏居一隅，到如散居八闽，波及全国，其主要原因是一直保持着“求异、存异和崇异”的精神。借诗群的整体力量，在相互影响中各走各的艺术道路，是“丑石诗群”始终保持内在活力和艺术青春的奥秘所在。也给当代诗群的发展，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求同”必定短命，“求异”才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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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山寨》/安琪

野山寨只用其诗歌的部分接纳我们

它清凉的山脊

犹如放大的盆景，虽低，却有嶙峋的风骨

大地的风偶尔起自草尖的惊悸

一阵强光掠过

空旷处跳动不已

河北易县，野山寨

随时都可以捡拾到历史遗留下的名字

易水荆轲

拒马河

燕山山脉古战场

在我沿着长城起伏的双臂认出了秋天的观念

断掉的疑惑

随着漫山遍野的小黄花激动

那么安静地簇拥着

却并不缠绕

我时常看着它们选取了温暖这个词

没有多余的色调

也没有刹那间的漩涡沦落

群山只剩下线条

放眼望去，我产生了对不可复述的情感的兴趣

即将实现的夜晚类似一艘隐形船

在曙色中宣布无效

野山寨

火星摇曳，直到柴杆尽失

一头羊摆到桌面

诗歌的热炕头紧紧抓在人类的掌中

惟此富足

惟此便有成竹在胸

我探询塑料盆与木栅栏的和谐

机关或丢在一边的枕头

一切有能力剥夺睡眠的因素我全抛弃

我以此回答孙文涛：

我喜爱现在。

那野山寨的日子应当有所结果

蓝天上，白云变化出马的嘶鸣

只一眨眼

又调整成子宫的形状

纯净可以做多种解释譬如我们仰首时的静默

天地万物不可以有疑问

它们自然生成

因而你在山下瞧见的是阳具

到山上就能够意外遭遇阴户

无须惊讶，山自己繁殖

静穆或奔腾

自己流下人类的体液

然而这只是野山寨的开端

贫乏的语言在观察到的伟大中处理不了

生动的葵花子

挺拔的细叶杨

碎碎的在风中闪亮，北方的感觉

有了充盈的肌理

我重叠在燕赵大地慷慨悲歌的比喻上

一时间难以脱身

我想我必须用特殊的触角从事全新的建筑

但野山寨如此冷静

几乎包括思维的全部

2002/10/7

（发表于《诗歌月刊》2002年及《诗歌月刊·下半月》2006年10/11合刊）